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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人能够肯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其后果却很令人担心,存在两种同样危险的可能性:一是核燃料落到了坏人手里,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二是移动的冰层把钚燃料棒碾成了粉末,4磅重的放射性物质将被释放到融雪中流入恒河。
随后两年,中情局先后派遣了数十名携带盖革计数管、一种常用的脉冲,记录核辐射探测器的登山者和装有特殊探测设备的直升机,在冰山上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试图找到核发电机的踪迹。同时,夏勒和其他队员也登上了楠达-德维山上的另一座稍矮的山峰,成功地安装了一套类似的爆炸观测和导弹监视装置。随后,他们也加入到了寻找钚燃料棒的队伍之中。但是除了盖革计数管发出的几声信号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发现。夏勒还利用这次机会偷偷离开高营地,私自登上了难以捉摸的楠达-德维顶峰,并拍了一张照片留做纪念。
当喜玛拉雅之旅划上句号之时,登山队中的官方人员以充实行动报告为由,要求借用夏勒所记录的照片和日志。夏勒欣然同意了,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文件迟迟不见归还。他虽然多次索要,但是都被中情局以安全理由拒绝。中情局在私下诚派两名特工人员向他颁发了情报嘉奖勋章,但是又不准他保留这枚勋章。在这次谍报行动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夏勒要求中情局归还那些材料时,得到的答复还是:“中情局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你所要求的记录材料是否存在。”
由于不能向家人透露这次行动的任何情况,夏勒的婚姻生活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结婚13年后与夫人分道扬镳。但是,他工作非常努力,成了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在西雅图的一家儿科医院工作。对于这次秘密登山行动,他一直守口如瓶,直到2005年登山队队长科利上尉出版了《喜马拉雅山的间谍》一书,详细描述了那次喜玛拉雅行动之后,夏勒才打破了长期保持的沉默。
据夏勒所知,中情局后来一直也没有找到丢失的核装置。在2005年从“庇护所”采集的水样中,检测到了钚239,而这种同位素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再过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这台发电机也许会从它的冰沿墓中爬出来,对人类进行放射性报复。然而,中情局对这种可怕的前景却依然是“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
其实不止是米国,就算是一直被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于华国的刺探也是没有放弃的。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厩。在周总理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华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华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厩反对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华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华国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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