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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坐堂号的学子，是可以享受优先被阅卷的权利的。这样的权利也是一般考生艳羡不来的。
陈孺与一众学官共同挑灯，阅览学子们的试卷。
第一个要看的，自然是他最期待的沈康的文章了。这次的两篇四书题出的都比较朴实，一为“明德，之德。”出自《大学》，二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出自《论语·子罕第九》。
这两篇文章都是很浅显的，凡是读过书的学子，都是烂熟于心。
也就是因为它朴实，反而在写作与阐述的观点上需要追求立意新颖，否则千篇一律，这文哪能取出高低？
沈康刚去到鹿鸣书院之时，便曾经作过一篇关于“明德”的八股文。
当时他的制艺功底还浅，但以当时的水平来说，浩然先生也是点过头的。经过这两年的学习，这样的文章在腹中少说也有几十篇。
作这样的文章，首先立意就要明确，绝对不能违背儒家的思想，其次要融入朱子的理论，再找好一个新颖的切入点，很容易就能作出一篇出类拔萃的文章。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陈孺看到沈康的文章之时，便很是满意。
于陈孺来说，即便是抛开沈康的年纪不论，此文也绝对算得上是精品。看罢两篇文章，他满意的点点头，一边将试卷递给一位年老的学官，一边问道：“有没有出类拔萃的？让本官看看。”
老学官点头，拱手将一众考官从提坐堂号中选取出来的十篇作品，递给陈孺。
陈孺泯然接过，将试卷放在桌上，又将烛台挪到跟前儿来，让光线尽量的更加明亮一些。
这些学官选择出来的十篇文章，分别出自五人之手，其中两篇是来自西平县鹿鸣书院，一篇来自遂山鼎铭书院，一篇来自上蔡县学，一篇来自汝阳县学。
科举取士，不仅是考生们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主考官以及阅卷学官的考验。大明朝的文风历来是南胜于北，取士的金榜上，也经常性的南北失调。
由于地域的划分太过明显，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会试，此科说来倒也奇怪，出现了两榜，初榜公布的五十二人清一色皆是南方举子，落第的北方举子顿感不平，竞相大闹起来。
最后竟然不仅仅是榜上之事，而牵涉到了南北人之争。
由于当时的政局条件，朱元璋当机立断，即刻下旨，将当时的二十余名考官全体凌迟处死，这才平息了这场血雨腥风。
从那以后，无论是何等级的科举考试，主考官都会依照前车之鉴，将取士的名次与人数相互权衡，而非仅仅看重文章质量。
这样的做法或许对于许多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是不公平的，但却是平衡各地文风发展的办法。
况且，世上哪来的绝对公平呢？
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公平存在，参加科举的学子选择这条路，便是默认这些做法的。
算上陈孺手中，沈康的试卷，诸位学官挑选出来的上品文章中，便有三人来自鹿鸣书院，陈孺掂量着手里的文章，心里默默的权衡着，究竟该如何圈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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