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 韦爵爷得到了聪古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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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议和，就是汉奸，只有高喊口号，打死所有对手，才是正确的。

和亲，结盟，岁币，兄弟敌国之礼，古代国与国之间几种常见的关系都被否定了。

洪武和永乐确实有实力，也用实力做到了让周边集体跪下，但是子孙后代就不一定了。

明初国势强，不代表一直强，尤其是到了明末国势衰弱至极。

明人的心态却一直没能被调整过来，一直是以中央大国的心态看待周边。

再加上宋朝的反面典型案例，让明人一谈议和就拿宋朝做反例，没有人敢于担当，深怕落一个卖国贼秦桧的名声。

当辽东出现了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事实上，后金已经演化为拥有完整组织的，并且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国家。

后金的实力也远远超过了也先、达延、俺答这种蒙古松散的部落式组织。

明朝上下从一开始就过于轻视实际上并不亚于隋唐时代的高句丽的后金军政集团。

明朝官员曾说后金只是“不当中国一大县”的丑虏。

韦宝就特别想问，当时哪个大明朝廷的大县能拉出十万级战兵。

而且，后金举国之力，还远不止十万大军，二十万，三十万，都是可以的。

这种轻视是致命的，也导致了萨尔浒的惨败。

更导致了后来袁应泰这种人丢辽沈，王化贞丢广宁的一系列失败。

显然，很多明末的官员对待后金是即不知己，也不知彼。

要么盲目自大如王化贞，要么畏金如虎如高第之流。

建立在明初辉煌历史的上国心态不容易改变，议和这个话题自然就成了明朝政治生态里的雷区。

谁敢越雷池一步，各种弹劾，且遭天下人唾骂的压力没人担的住。

现成的案例就是陈新甲了，尽管他只是替崇祯背锅。

所以，明朝自己实际上是断了这条路的，尽管这里面不乏有人偷偷摸摸搞和议，甚至有地方已经达成了私下协议。

如宣大边将后来以提供贸易为条件，换取清军不从宣大入寇。

但毕竟这种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大明朝廷和百官的这种心态，导致后金一方通过与明朝官员们的私下议和往来后，后金方面看得很明白。

皇太极和范文程这些对大明很了解的后金领导层，都能直指要害。

当然，这种心态后金方面一开始是不清楚的。

直到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等最高领导层才彻底的明白过来。

后金那边想议和，而且是非常想，特别想议和，从努尔哈赤对韦宝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宝军都和后金打成那样了。

宝军少说杀了五万多建奴。

不管建奴兵士还是百姓，宝军到目前为止，对建奴方面的杀伤，韦爵爷估算，至少超过了五万人。

但努尔哈赤反而更就想与韦宝议和。

后金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韦宝觉得，他们都是真心的想实现议和。

后金方面，不可能因为赢了几次军事行动就被胜利冲昏头脑。

在韦宝看来，后金最开始的野心没那么大，至少目前为止是绝对没有这么大的。

这帮人，在韦宝眼中，这个时候，也就是大股部队的土匪罢了。

早在努尔哈赤致蒙古喀尔喀五部的信里就写过了他的野心其实也就那样，“为解我七恨，当相议放弃辽东，以辽河为界，俾我三国安然相处。辽东以海蓝至太子河为界。尔等欲各安生业，则复誓天地。至於辽河以东之辽东地方，如何割划，以偿我之七恨，我候尔等回报。因各系国家，可彼此通行贸易。尔等若以我言为是，则速行答覆，如不情愿，亦请自便，各仍用兵不止。天若以尔为是，尔可驱我至白山；天若以我为是，我亦必驱尔至南京。”

这里很清晰的可以看出来，努尔哈赤希望让明朝承认其一国地位，占据辽东，以辽河为界，并通商贸易，仅此而已。

皇太极即位后，在天聪元年很快也对明朝提出议和之议，与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通信。

第一次的条件是这么写的“当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疋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疋餽送，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後，以两国彼此餽赠之礼，以东珠十、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疋、毛青细蓝布三十万疋送我。若欲如之餽赠往来，以修两国和好，则誓诸天地，永归和好。”

这个条件基本上没什么建设性，属于漫天要价，而且仅要钱财。

皇太极后来写给李喇嘛的信中又提出“明可居山海关以外处我居辽东地方，汉人诸申，各立为国，以安生业。”

“昔有大辽、大金与宋相送之例，亦有尔明以物送於蒙古使者之例，此亦天之所与也。”

即以山海关为界，仿宋辽金之例。仍然是漫天要价，并要求明朝推出全辽，放弃宁锦。

这种事袁崇焕自是不敢答应，但是这些写给袁巡抚的信是后金军出征朝鲜攻击毛文龙铁山时期写的。

换句话说这是皇太极耍花招，以议和之名扰乱明方判断，掩盖征朝的军事行动罢了。

征朝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因为明朝方面的按兵不动，不仅朝鲜遭到军事打击，被迫结束对后金的军事封锁，给后金提供物资。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将东江镇为首的明军战力几乎毁于一旦，从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几乎再也翻不起多少水花了。至此，从天聪元年开始一直到天聪三年，皇太极虽与袁崇焕、毛文龙、祖大寿、甚至锦州镇守太监纪用等辽事官员将领们通信谈议和，但一直没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更多是扯皮或互相开涮。但是在天聪三年的闰四月，皇太极再次提出了新的议和条件“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畀我。若非天与，辽东广宁诸坚固之城，及数万之兵守之即以我少数之兵士，何能克之？大城既得，然小城寡兵，攻而不克，故我思之，天冀我两国罢兵修好，共享太平，在此时耳！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皇太极新提出的条件已经变为以广宁、辽东为界，这些实际已经是后金的控制区。这个条件相当务实，可以看出皇太极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促成和议了。然后又对袁崇焕提出“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於印信事，除封谕外，不得监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我之所虑者此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於至诚。尔等亦直诚言之。我等双方母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大凌河与三岔河此时正是明清双方的军事分界线，还提出了建立一篇空地作为军事缓冲区。只要明朝方面给皇太极的抚赏银高于察哈尔汗，并承认皇太极为一国之汗王，“铸金国汗印与我“，基本就是仿俺达封贡。这个条件恐怕正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自反明以来，一直希望获取的实质性地位，后金希望成为独立的国家，但是毕竟明朝势大，仍尊明朝为名义上的君主，成为正式获得明朝册封的汗王，并纳入明朝朝贡体系。然而这个条件仍然被袁崇焕用辽东人希望复先人之地为由拒绝。“书曰：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於汗陛下。汗致书遣喇嘛来，以追述前好。再者，书有仰赖皇天，和好相处一语，唯鬼神知之。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填基均在於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至礼遇往来之人，为尔国尊卑之故。我皇上宽宏明智，从不分尊卑。汗若以名誉为念，治理一切事务，以道义为规矩者，则尔自去察哈尔腥臊也。即使中国亦以礼义相待耳！至封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者也。”这一次袁崇焕的拒绝令皇太极非常愤怒，尤其是袁崇焕说“故未奏帝知之”。于是皇太极回信说：“尔国官员文士，均可向尔帝进谏也。承蒙天恩，为一国之君。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於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遗还之，竟达两载。较之大辽欺金殆有甚哉。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皇太极认为正是袁崇焕这类官员，拒绝将后金议和的意思禀告给明朝皇帝，此时的皇太极已经开始放弃与袁崇焕议和，开始谋求军事行动。天聪三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发出最后一次议和信表示出了军事威胁“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这一次袁崇焕的议和把戏有点玩脱了。准备了不到3个月，十月初二，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然后由蒙古苏布地为向导，自蓟镇入寇，直扑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己巳之变。皇太极单方面认为，正是明朝臣子不肯将议和的内容上报给皇帝，因此他决议打到北京城下以将议和之意陈达。在清军大军打到通州时，皇太极令清军广撒议和信“传谕各城堡曰：“金国汗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向以忠顺守边，叶赫原属我国。万历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部，而强为庇获；直在我国，而强欲杀害，属肆欺凌，致成七大恨。我知其终不相容，遂慎而告天兴师。天以我为是，先赐我河东地方。父汗仍欲修了，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继而天复赐我河西地方，仍屡遣使讲和。天启帝及崇祯帝，复行欺凌，命去金国皇帝帝号，禁用自制国宝。我亦乐於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故我复告天兴师，长驱至此，破釜沉舟，断不返还。”再次将与袁崇焕通信时的和议条件抛了出来“我亦乐於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目的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崇祯得到议和的信息。然而皇太极哪里晓得，正是因为崇祯此时还满怀希望于五年平辽，怎么可能同意这个议和条件呢？群臣又怎么敢在此时劝崇祯同意议和呢？皇太极后与降将召对，麻登云就承认了实情：“明帝年幼，执政众臣不忠，各图自保。议和之事，惧不敢奏。奏之而听固为善矣，倘或不听，亲族诛灭，故不敢言。”自此，皇太极彻底搞明白了明朝这边的心态。但他仍试图劝明朝诸臣“蓟州官员，尔等与上级官员商议，启迪尔帝，速议和好之事。先时官员皆诳君轻敌，乃不允议和者，或被战死，或被尔帝所杀，此外，曾有一建立功名者乎？我素养无诡谋，惟以至诚相告。如执以为不可，是天运使之然，我亦无可奈何矣。”但是最终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政治正确在前，又有谁愿意承担骂名促成和议呢？陈新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