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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太学生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并成为影响朝野舆论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的太学生的身份在一开始就不低,可以说是官僚队伍的预备成员,一旦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也就顺理成章。这使得太学生有着较为特殊的社会地位,而特殊的社会地位又推动了他们的参政热情。
太学和太学生敢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更来源于他们有品评政治、舆论监督的历史传统。太学生即为准官员,且太学的教师也多为朝廷官员,这就为太学提供了一个评议朝政、臧否人物的条件。由于太学生的参政行为对朝中舆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故开禧之后,太学渐渐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他们更有以‘无官御史台’自称。
伏阙谏诤和进谏一样,都是是指臣子们跪伏在皇宫门前,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对皇帝进行激烈劝谏的举动。而太学生能够通过伏阙上书的活动起到无官御史台政治功效,从而不能不引起当政者重视,这也是让陆秀夫等一班执宰紧张的原因。
“陛下,先抢看!”邓光荐先递上一份手札道。
“嗯!”赵昺接过呈上来的札子,翻看起来,里边正是记录的太学生们预备上疏的内容,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搞来的。
札子上写的不少,但是赵昺看得很快,而其中所提的不过是几点:一是要求自己恪守祖宗家法,尊儒重士,不忘与士大夫共治的诺言;二是劝谏自己要爱惜民力,勿要穷兵黩武;三是指责朝中丞相们不能劝谏皇帝,阻止自己內降诏书,干涉朝政;四是劝谏皇帝更改‘士绅一体纳税’的诏书;五是要求罢免陆秀夫,称其久居相位,结党营私;六是要求尊‘理学’为国家正统……
“这奏疏也并无什么新意,还是新瓶装旧酒,主旨还是利益之争罢了!”赵昺看罢将札子置于桌上道。以往伏阙上书之事,也是主要针对君权,无外乎就是四个方面:监督君主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此次只是少了女后干政,其余林林总总十多条仍是围绕限制君权展开的,说到底还是争夺权力和利益。
“陛下,臣无能,请陛下降罪!”陆秀夫先自表态道。
“左相何罪之有,他们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主要还针对朕来的,与汝及众卿皆无多大关系。而朕也绝不会做出鸟尽弓藏之事,众卿勿要自扰,乱了我们的阵脚,一切自有朕承担。”赵昺摆手道,“陆相入相十余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我朝复兴可谓鞠躬尽瘁,朕绝不会因为这一纸胡言而做出亲者痛仇者快之事的。”
“陛下英明,臣等自当尽责!”众人皆松口气齐声道。
他们作为官场老油子当然清楚,历次太学生搞事时,针对的一般是宰执和重臣。蔡京、秦桧、汤思退、韩侂胄无一例外,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太学生对于这些人物的嘲讽也好,弹劾也罢,针砭也罢,都是对他们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且太学生虽然在某些时候会受到皇权的压制,但是在“帝朝重华宫”这样涉及到政权稳定的大事来临之际,皇帝还是会考虑到他们的建议的。所谓“无官御史台”恰好是宋代皇帝利用太学生制衡朝臣、维护政权稳定手段的真实写照。
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对于太学生的忍让其实就包含了“祖宗之法”的考虑。他们皆清楚“祖宗之法”不仅仅是所贯彻的扬文抑武等诸多原则,而是宋初基于五代变乱的历史教训,提出的“事之为防,曲之为制”的原则。
而这一原则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警惕状态,强调防范纤悉,同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持政治稳定。”说得再明确些就是帝王通过种种权术,特别是彼此牵制的手段来防范可能发生的“内患”。太学和太学生的地位如此突出,也正是出于皇权的需要。
正所谓‘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所以有些执政大臣也看出太学生的弱点,学会了使用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而以小皇帝的精明也不会看不出,早在琼州之时就利用过太学生‘闹事’,导致了与蒙元和议流产。
此刻皇帝的话等于表了态,也定了性。将事件性质定性为利益之争,而非他们之过,并不会为此惩处任何人,等于给他们吃了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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