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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这边的水田。与广东一样,一般都是种植双季稻。现在这种技术已经开始慢慢的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福建与广东地区的双季稻,种植的形式很是多样,有连作、间作、混作等多种,其中以连作为多。由于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生长期长,早在汉代时期,福建地区就已经种植了双季稻,但长期没有推广,直到最近这几年年才慢慢成为一种普遍推行的耕作制度。但是就这样,福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样的双季稻制度。
现在是六月初,田里的稻子已经长得老高,待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便可以收割。这是今年的第一季稻,从四月下旬插的秧。当这一季稻米收割完毕,在八月初的时候就得再插上第二季稻的秧。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相对扩大了耕种面积。这一年二熟制地区的土地利用率,用数字来表达就是,整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这对缓和耕地不足具有重要意义。耿精忠一边在道路上缓慢的行走,一边就思考了这么多,看来,回去以后,还是要行文通知地方,大力推行这样的有秀方法。
再往前走,耿精忠看到了一片旱地。看着眼前这一片旱地中种植的作物,耿精忠愣了好一会。这玩意不是向日葵吗?自己来到这个时代这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玩意。记得很久之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自己还曾经念叨过这东西。闲暇的时候,抓上一把香瓜子嗑一磕,那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只是自己一直事忙,也没有关注过这些琐事。在他看来,这玩意也就是消遣吃着玩得,倒也没有派人专门去找。其实,在五六十年前这向日葵就传入中国了,只是种植的人太少,零星的一些,也只是人们当作自家孩子的零食种着吃的,市面上极少有卖。
也就是这两年福建大开商贸,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都有人想尝试一番。这向日葵也是这边一部分人家种植出来的,在收获之后,炒香,放到市面上,还真有不少的商家收购,由于味道不错,这东西的价钱还不低。整体算起来,不比种植其他作物差。于是这边种植向日葵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整体上还是种植常规作物的占了多数。
向日葵原产北美,亦称迎阳花、葵花等,在几十年前,一个叫王象晋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群芳谱》的书,就将向日葵记载在了里面但是名字并不叫向日葵而是迎阳花。耿精忠知道,这东西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一种极好休闲食品。嗯,这东西可以推广种植,但是好像对现在的福建并不太适合,看来,等到将来自己地盘大了以后再说吧。
看到了向日葵,他也就想到了其他几种农作物,比如甘薯、玉米、土豆什么的,这些东西原产于美洲,的确是十分高产的作物,相当适用于中国现在的国情。地少人多,尤其是福建的一块硬伤。但是这些作物的种植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规模,这就由不得耿精忠不思考了。这些农作物具有耐旱、耐瘠薄、高产等特性,因此推广这些作物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
就说甘薯吧,甘薯最初就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但是也只是利用田间地头的闲置土地进行种植。明末之际,为了推广甘薯徐光启还专门编写了《甘薯疏》,可是却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若是甘薯能大规模种植,说不定小冰河时期也就不会那么难度过,而导致农民起义暴起了!
和甘薯相比,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所以《本草纲目》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也很可惜的是,玉米也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当权者只知道争权夺利,却是毫不关心民生问题。事实上,直到后世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才走出山区,而向平原地区扩展,出现“遍山漫谷皆包谷”的景象。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缓慢的推广中不难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耿精忠回想这方面的信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便可以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有所减轻,即便以后人口激增,也不会闹起饥荒。看来,回头势必要大力推广这些宝贝了,不能就靠百姓们自己摸索。自己应该领头,成立一个农学会才是。虽然自己下令在报纸上已经经常刊登农业种植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正确的引导,跟着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回去以后应该先找几本农书过来看看,好像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自己还没有看完,看来要接着看,该死,自己居然没有注意《甘薯疏》这一条。徐光启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在万历九年二十岁时,考取金山卫秀才,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三十六岁时顺天乡试第一,才成为举人。考中后仍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岁前后,他的人生才发生大变化。他先是在赶考前认识了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始接触传教士。然后在传教士罗如望的指点下,加入了天主教会,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进士及第,任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又历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
徐光启接触利玛窦等人以后,便开始学习探讨西方科学知识。自己译出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但徐光启平生用力最勤、影响最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好几部,《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的代表就是《农政全书》。
六十卷的《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五十余万字。十二目依次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政全书》是继元代王祯《农书》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农政全书》取材于王祯《农书》的地方很多,但从体系上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农政全书》的许多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农本、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属于政策内容的加入。
甘薯是新引进的作物,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可以说,徐光启继承了元代农学家们的积极主张,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异地之间是可以相互引种的,还用宋代占城稻引种成功的史实,对风土不宜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徐光启对引种失败或不愿引种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懒惰保守是“美种不能彼此相通”的根源。
自从来到这个时代,耿精忠就并没有任何轻视古人的意思,相反,他对古人的智慧相当的推崇。先前他一直看的《天工开物》,和抱在手上的《农政全书》再加上兵书《武备志》等,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自己总是注重商贸是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建设,却是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粮食,粮食比金钱更加重要,有的时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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