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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命官一般年余也有休沐,作为江阴县令,张大安捞个长假也不成问题。就算是回转老家过年,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只是如今张氏有了些许变化,张公谨已然不是和城北徐公比美,而是和“湖北诸公”比美,这就没必要回去凑热闹了。
在江阴过年,也不是没有便利好处,至少在南宗这里混了脸熟,他张三郎尽管是江阴县令,可面子不输给杭州州府。
说到底,江湖朝堂,吃饼的老铁们还是得看谁来分饼。谁来分怎么分分多少,决定了谁的嗓门大谁的嗓门小。
如果只看账面,杭州有户三万,丁口十五六万,江阴也就是十分之一的光景,比什么比?还不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但实际肯定不是这么算的,聚集在江阴的实际有效人口,怎么可能就万儿八千撑死两万?哪怕是杭州本身,因为传统的经济结构,导致其黑户隐户的比例比北方还要高得多。
加上民间还有各种隐性歧视的人口,比如“胥民”“船家”“山獠”,这就使得杭州这个“东南名郡”实际上的常住人口数量还要增加不少。
如果杭州真的只有账面上那点人,按照杭州聚集的权贵富豪数量,根本没办法供养。杭州又不是洛阳长安,可以聚天下财货于一处。既然不能靠行政手段,那毫无疑问想要供养杭州这种东南都会的富贵数量,只能通过更多的人口更多的源头。
并且伴随造船技术的不断提升,强行扭转的海上贸易,使得东南沿海的财路得到极大扩张,人口压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这就使得以杭州为代表的江东名胜,其实际的常住人口数量,早已远远超出了朝廷的估计。
但事情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没有坏的一面。财路打开的同时,竞争的激烈程度自然也不断增加,海上沉浮的特点就是“自由”,换句话来说,就是“无序”。而南朝遗族以及隋唐以来敕封的北地名宿,对建立“秩序”是没有概念的,当他们从外地买来海船之后,本以为会是一场“纵横四海”的酣畅淋漓。
然而万万没想到,东风、民兵、白杨这三个名字一出,连海水的画风都变了。
“无序”变得“有序”,“混乱”变得“安稳”,对普通的水手船员力夫而言,这是好事,至少被人“黑吃黑”这种事情,其概率在降低。
可这种情况落在江东世族眼中,就是五味杂陈,因为这首先说明了一个问题,海上沉浮制定规则建立秩序的人,不是他们,而是别人。
制定规则掌握规则的一方,怎么可能是普通玩家?不是G就是开挂,这让江东世族何其难受。
原本也不是没有东南豪族想出办法去掣肘“东风”、“民兵”还有“白杨”,比如说严格控制补给,不管是粮食、船舶、人口,都做到隔绝海外,那么,长此以往,这些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规则制定者,也会不战自败。
可惜,这些奇葩不但在海外开拓空间,开辟了种植园和耕地,本身还有十分明显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就是围绕扬子江口来经营的。
而江阴又因为骨干人员来源的特殊性,导致了江阴成为大本营中的大本营,也就使得原本账面几千户的县城,实际上蓄纳的人口,已经超出了三十万,接近四十万。..
自常熟至江阴这一片广大平原,不但是粮仓,更是生产基地,还是贸易中心。
于是哪怕张大安作为江阴县令什么事情都不干,社会自然调解出来的“劝课农桑”“人丁兴旺”,都能让他干坐着就考绩中上。
而又因为张大安家族属性的特殊性,一个江阴县令原本能耐大概就只是“作威作福”,但作为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的县令,那就不可等同视之。张大安哪怕只是修个江堤,其影响到的各行各业人口,就已经超过了“东南名郡”各等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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