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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而现在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视作方士之类。

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

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

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

到了东汉末,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本来对贾诩就很忌惮的戏志才,听到他对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头皮发麻。

赵云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没有说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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