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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各部加紧调集部队,准备作战。
4月1日,在阎锡山和蒋介石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在其发表的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
“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日)通下野之电,鱼(6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
“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阎锡山东印。”
随后,阎锡山即公布了反蒋联军各部番号:李宗仁的桂系和张发奎部为第一方面军;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为第三方面军;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还为湖南的何键留了一个第七方面军的番号。
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也为了争相拉拢这些小杂牌,更为了赶走蒋介石后的势力争夺做准备,冯玉祥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为了拉拢孙殿英,在和孙殿英见面时,不仅任命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还大赞孙殿英的盗墓之举。这让一向因为盗墓被人诟病的孙殿英感激的涕泪横流,从此孙殿英一直很愿意别人称他的部队为西北军。
见冯玉祥抢先封官拉人,阎锡山自然也不肯落后,也任命了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
被蒋介石委任为豫陕边防军总指挥的樊钟秀,把总司令部移驻许昌后,把旧部孙世贵部编为第一军,王振部为第二军。此时,任应歧的第十二军自安徽六安拉回许昌投奔樊钟秀,樊钟秀将其编为第三军,加上焦文典的独立师,樊钟育的警卫旅,刘绍武的独立团和姚亮任教育长的干部学校学员1000多人,樊钟秀部共4万多人。
眼见樊钟秀大旗一举就拉来数万人马,冯玉祥坐不住了,亲自赶到许昌说服樊钟秀加入他的西北军。
樊钟秀在民国时期,曾经趁冯玉祥和奉军作战时摆过冯玉祥一道,两人本有怨隙,这时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两人都很大度地捐弃前嫌,樊钟秀接受冯玉祥的任命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刚刚当上总司令的樊钟秀很看不起在他对面的何成浚统率的十几万杂牌军,立刻挥兵占领临颍,威逼漯河。
樊钟秀此举立刻招致何成浚的反击,派徐源泉和上官云相等三个师北上,准备进攻临颍。
随后,阎锡山以刘骥为总参谋长,在石家庄设立在司令部,并正式进行战争部署:
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第一方面军不到六万人,由民权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配以部分晋绥军和大部杂牌军,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具体部署是:以张维玺部为第一路,由陕南出荆紫关,经内乡、鲁山进出平汉线;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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